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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面對的真相」試映後感

Hits: 12「不願面對的真相」試映後感 – 學習”令人為難的事實(An Inconvenient Truth)的”說服方式  鍾國輝 Bruce K. Chung 2006/10/09 站在簡報會場正中央,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在數百場演講演練後,面對廣大聽眾,毫不考慮就踏上滋滋作響的昇降機械手臂,如此,可直接用食指直接在超大螢幕上比出預測即將破紀錄的氣溫攀升曲線。 「….滋..滋…」 升降手臂移動發出的怪聲與這種場面對視覺與經驗實在有點衝突,用誇張方式突顯超出指示操作範圍的聳動又滑稽畫面,試映場內觀眾,「嘩—嘩—嘩—」迸出連串笑聲!剛好和電影畫面裡頭的觀眾同步莞爾大笑,好一幅令人深刻畫面。 這部傳聞已久的高爾(Al Gore)力作-「An Inconvenient Truth(中譯「不願面對的真相」)」,若要用一句話形容影片特色,可以這樣說: 「比起一般人用powerpoint與單槍投影機作簡報,高爾用一部電影,示範什麼叫豪華版的3D立體動態簡報!」…

向前走的林強轉型快 生活慢

Hits: 4向前走的林強轉型快 生活慢 初稿 2005/12/19 潤稿 2016/1/20 「喔⋯再會吧啊,⋯..喔⋯⋯啥米都唔驚!」 走過小調、流行、校園民歌到R&B嘻哈,情歌始終是華語歌壇王道。 數十載以來,台灣偶而浮現幾顆耀眼新星,各用獨特風格攫取當代鎂光燈、激盪了歌壇湖面。前有楊弦、胡德夫,羅大佑旋風與同樣勁黑打扮的蘇芮繼之。直到丘丘合唱團真正用樂隊搖起中文歌曲狂爆浪潮,歌壇逐漸少了文以載道的異議歌手訴求正義道德,轉以強烈鼓點與吶喊奔向更自我的個人情感。 想是歷史循環使然,沉寂了一個十年,果真如亂彈阿祥在金曲獎加持當晚高舉獎座喊著:「樂團時代來臨了!」多元紛呈世代,年輕人玩團不再只是玩音樂,玩團轉身成為青少年打造身分識別的新門檻。 時代背景也不再相同,那個閩南語歌曲與華語歌曲涇渭分明世代,不論風格,閩南語發音而能在華語語歌主流市場闖出名號者,不多,能竄出都能吸睛。蕭福德式的閩南語抒情搖滾,從《華西街的一蕊花中》中帶點替社會底層發聲的悲傷搖滾調,轉進幕後工作而被尊稱為蕭老師,甚且出了福音音樂選集,蕭老師路線看來難有人承繼;葉樹茵在《傷心無話》中悠悠傾訴,十年後重新復出來了個精選集,在唱片工業黑暗期掙脫出一丁點呼吸空間著實是辛苦差事。再讓我們看看羅大佑的轉型,曲式轉換讓人驚艷,可惜身處政治意識形態錯綜矛盾年代,珍貴帶有社會反省批判樂音被蒼茫的政治口水淹沒。幾乎忘了是哪年在新竹清大聽了場黑衣依舊的大佑演唱會,他當場撕毀美國護照的舉動不令我意外,倒是訝異自己心臟竟不再悸動,是我還是黑衣歌手變了?或整個社會變了色?不知如何回答,只知自己常這樣提醒著: 欣賞創作型歌手的作品,千萬不能忽略首張專輯,等到發現歌手轉型幅度強烈到令人措手不及,真正的先驅導航音樂旗手早已揚棄社會主流價值,走向孤寂山巔。 你看那綁著紅布巾遮著雙眼的崔爺吶喊問著:是這個世界變化快,還是你我不明白;聯想到林強剛抵台北車站,用整個身子力量掙脫出的獅子吼,讓我像是發現新大陸般緊急通告身邊親友:快!有個驚世駭俗小子喊出了當代一種難以言喻、讓人血液沸騰而顫抖的澎湃和弦! 西洋樂迷還記得迪倫伯在民謠舞台上背起吉他,將沉浸在清新甜美民謠風的大眾直接推進會觸電的搖滾時代,誰能想像後來的中外高手如黑衣羅大佑、繫上紅巾吹起小號的崔健等大角,均類似那個當年差點被轟下台的迪倫伯,調轉樂風更添加了深不可動搖的經典宗師地位。反觀當年那位來自台中豬腳大王家庭的閩南語搖滾小子林強,轉動音樂風帆方向的功力不輸迪倫伯。這般直覺與市場與大眾期待也許有落差,年輕一輩也許不知迪倫伯何許人也,更不要說那個一面高呼向前走、一面走過鐵支路、一邊與黑輪伯相識的故事的林強,他的《娛樂世界》挾著向前走餘威,遊走在主流娛樂與實驗風之際,大概就已暗示閩南語搖滾走入另類路,直到《南國再見》將英國實驗咚咚噹噹的電音重節奏夾帶入一齣不賣座國片,大眾難以發現林強的轉向企圖與作品,也逐漸遺忘了歌壇奇才。他在2004年舊曆年前的實驗音樂「驚蟄」,依舊沒被注意,年節音樂市場上除了恭喜恭喜與銅鑼聲響外,還有過帶領大家向前走進電音文化的音樂人。最令人難調適的還不在此,而是眾人印象中玩音樂都是半夜不睡覺的咖,這位大叔竟過著令人難以想像、接近長輩的規律作息,可是,同時創作前衛的新世紀電音作品。我還真的很認真求證過影劇記者友人的訪談經驗,朋友說現在的林強,過著傳說中的老人家生活-黎明即起、早早睡覺的健康與心靈環保生活呢! 在這麼清新的生活步調中寫出與迪倫伯當初一樣帶電的新作,《驚蟄》專輯沒驚動台灣,卻觸動了國外樂評耳朵。你完全想像不到那個大聲喊著向前走的林強走得那麼快,生活步調那麼慢!幾乎是前進到最單純的生活本質原點。你或許看過經典搖滾樂團的影片或故事–磕藥與放蕩不羈生活常與搖滾大將劃上等號而變成一種循環仿效模式。若說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再現,那音樂文化的表現境界,也當是個人對於在這星球上,面對個人與環境共同生活的一種態度,或是個人從飲食獲得的自癒力、個人從身體與大地連動所散發的能量磁場所籠罩出來的古文明智慧。 聽在近來深感身體健康重要的中年環保份子耳中,敲動大地蟲鳥的《驚蟄》,可能不是一張音樂專輯,而是紮紮實實對人類身為大地之母懷中小小孩的一份子的童稚而成熟深刻之作。林強,他驚蟄了自己,而你,被他的轉變驚動到哪一部分?音樂風格也罷,生活態度也罷,向前走的林強或許根本沒變,只是我們太期待這世代台語搖滾客的革命與救贖角色。 以後有機會可聊聊這些年來,客家民謠搖滾風又如何在價值紛擾年代走出自己路線。說林強是閩南語搖滾先鋒,是有點太沉重了,我沒跟他當面交換過生活心得,我想信他在寒冬時分面對這類問題,當會說:還是「顧身體」、早睡早起,等待大地的《驚蟄》之聲吧!

「環保科技園區」有問題或「生態工業園區」理想有疏漏?

Hits: 13「環保科技園區」有問題或「生態工業園區」理想有疏漏? 作者:鍾國輝 (台灣環境資訊會顧問)  (原文出處 http://e-info.org.tw/node/7335) 生態工業園區(EIP,Eco-Industrial Park)的概念,在理論上強調向自然生態系統學習,將產業系統也當作是有食物網般生態關係的產業生態系。常用的說法叫做「產業共生」。這概念最常被提到的執行方式,在於透過「副產品交換網」的方式,將工廠生產的廢棄物視為可以在系統內或系統之間再利用的資源物,由於通常這種交換的關係,必須基於工廠之間的合約或協定,適度調整製程的規範設計或是經理人看待廢棄物的態度,所以,這種概念在根本上幾乎否定了傳統的事業主或是一般民眾看待所謂(事業)「廢棄物」的既定觀念,強調沒有廢棄物這東西,只有如何去設計物質或能量循環流動以減少廢棄物外溢的理想。 但是,這種應用產業生態學在工業區的執行面,為何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一些地區的生態工業園區,均不敢真正挑戰顛覆生產製程,對工廠生產製程之間重新找尋產業得以共生的關係,也就是從根本減少廢棄物外溢的可能?我們目前更常看到的現象是,許多號稱生態工業園區或是台灣目前推動的環保科技園區,大多只是做到「景觀綠化」的層次,就對外宣稱是生態工業園區!這種將「自然生態」的概念誤解為「產業生態」的認知與現象,發生在許多國家,尤其在亞洲、中國、與台灣等地。我們不禁要問:這些現象的背後,到底是生態工業園區執行面的問題,或是生態工業園區本身的理論假說概念有嚴重缺陷?或者這些只是邁向生態工業園區理想的過渡階段? 回答上述疑問之前,必須先釐清「生態工業園區」的概念,理論上絕對不等同於「工業區」,但是,讓我們看看在台灣實際執行此概念的政策上,卻始終讓市民大眾有種錯覺:好像不論政府用的是「生態工業園區」或「環保科技園區」或其他任何光鮮亮麗的名稱進行綠色行銷與招商,骨子裡好像還是高污染的工業區?或是集結環保處理技術較好一點的廠商的聚集區?較了解台灣工業區的複雜管理與行政系統的人,也許會用較明確與坦然的概念看待這現象,就像是雲林與台南的「科技工業園區」,它們比起傳統的經濟部編訂工業區多了一些技術門檻,而現階段的「環保科技園區」,只不過是招商的產業別與技術門檻不一樣的工業區。事實上,「環保科技園區」真的如同上述說法,只是披著「環保科技」糖衣,本質上卻只是號召廢棄物處裡廠商集合在單一專區的「工業區」嗎? 依據官方資料顯示,廠商進駐環保科技園區的門檻,必須符合包括「清潔生產技術」、「再生資源資源化」、「資源循環再利用」、「再生能源產品」、「環保技術設備」及「關鍵零組件」等六大產業的範圍。此外,每一個園區可視其區域特性引進與該地區相融合的產業,經主辦機關與環保署審查通過就可以對外招商。弔詭的是目前的環保科技園區另外有一個平行的「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計畫」,理論上這同等份量的平行計畫,應該肩負建構綠色生產與城鄉發展之間的物質流、能量流、甚至資訊與知識流動循環,以使生產活動的污染外溢程度最小的任務,而這樣有點顛覆傳統城鄉規劃對於土地使用基本概念的想法似乎太過於前進,中央的執行上無法清楚指出如何做的當下,地方政府很難大膽突破遊戲規則,提出真正符合地方特質的循環型社會、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建設的創新提案。 若要真的反問到底是理論概念有問題或是執行有問題?嚴格來說,各有不同的問題:首先,從理論的根源來看,生態工業園區的概念擷取生態系食物網的靈感,配合北歐國家如丹麥卡倫堡的範例,讓歐美國家找到可以發展理論模型依據的經驗值。歐美國家也紛紛在亞洲國家找尋合作對象以實驗這概念的可能性,但根據筆者連續兩年在國際會議上討論經驗,包括去年在泰國舉行的亞洲生態工業園區會議,看到亞洲各國有類似狀況,到了今年夏天在北歐地區包括芬蘭與瑞典兩國的永續發展研究年會與國際產業生態學會議,更使我不得不警覺到一股危機,這危機來自歐美提論與亞洲經驗之間的執行落差,似乎不只是個案,而是通盤的生態工業園區模式的應用危機。所謂的危機,在歐美地區本身,存在一股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倡議路線,這路線本有歐美對於公民社會基本認知的價值文化背景,但是就以199年之後,全球推動生態園區的龍頭老大之一,也就是美國本身在執行EIP所遇到的發展阻力,並未如理論假設一般的順利,加上在學術界領導組織-國際產業生態學會(ISI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Industrial Ecology)未刻意主導,但是因為最早投入此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很明顯偏重在自然學科領域的情況下,傾向針對個別物質元素的代謝論、或是物質流與能量流系統的最佳化的研究與應用,至於人文社會面的研究與討論,雖有極少部分學者倡議不可偏廢對於此方面的注意力,但截至目前為止,仍難以撼動全球對於生態工業園區的知識學習版圖與實際行動的方向,亦即全球目前過度強調生態工業園區的物質資源化技術、環保技術、或是藉相關環境系統分析以模擬工業區的環境管理等方法,還是多少暗藏技術決定論的價值傾向。 另一種危機,屬於亞洲國家的危機,是在上述歐美主導的國際環境政治基礎上,大規模且直接地接受西方理論與應用模式,或許用「模式殖民」的強烈用語有爭議,但某程度上來說,卻能夠突顯此現象的嚴重性。尤其是在全球聚焦的中國地區,從聯合國與環境相關組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發展署(UNDP)等單位,再到歐盟或掌控全球與區域金融秩序的組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單位,均直接或間接透過學術界與專業界在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實驗專案。有極少部分的中國學者隱約指出這種現象可能造成另一種形式的制度依賴(path independency)與被環保技術鎖定(lock-in)的現象。這種危機,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大量接受歐美學者專家指導的東南亞國家。而亞洲國家之中的異數-「日本」,不僅歐美國家不清楚他們的做法,連亞洲鄰國也都難以與日本建立完全的合作與學習關係。日本發展各種理想,習慣不依賴歐美資源,全部自己來。生態鎮(Eco-Town)就是同樣概念下,集結生態工業園區、都市更新再發展、科學城、生態城等的綜合造鎮計畫。而台灣的環保科技園區,因為我們有著與日本長期的民間與特殊文化關係,更為特別之處在於先後既吸取北歐模式,後來主要借鏡日本的經驗,當我們發問到底環保科技園區執行或是理論有問題時,困擾的地方變成:這理論到底是學習自理想的生態工業園區模式?或是日本的生態鎮?目前我只能說,若要嚴格批判台灣的作法,我們是既沒有學到北歐模式的關鍵,也沒有日本經驗的遠景與魄力;但是因為執行時間能短,若要在這階段時期站在正面角度評論,或許可以說:這就是台灣正在發展與各國不一樣的特殊模式吧。 【後記】 礙於篇幅,無法細數許多對於產業生態學(industrial ecology)與生態工業園區(EIP)理論的批評觀點。通常這種新興領域,在理論與應用兩方面各有疏漏缺失是可以理解的情況,至於這些問題背後還有哪些重要爭論與看法,你又有何回饋意見,暫且先賣個關子,因為接下來,台灣環境資訊協會8月19日在台大校友會館有一場座談,屆時可以更暢快地話談這些問題。更多詳情…

永續發展年會討論:西方與東方的消費方式 今晚你要選哪一種?

Hits: 0永續發展年會討論:西方與東方的消費方式 今晚你要選哪一種? 作者:鍾國輝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顧問) 話題回到幾天前的永續發展年會。該場會議的第一場主題演講,由香港大學的理查.威爾福(Richard Welford)教授主講,他以香港大學教授身份談論全球永續發展問題,立論點在於亞太地區的環境問題,是全球應該特別重視的核心。內容鋪陳方式基本上是站在西方談論永續發展時,最常依據的邏輯推論:先從人口增長的角度,將永續發展問題根源導向人口成長問題,然後因為都市居住人口的聚集,變成永續發展問題的另一重要根源。理查的演講中最引起爭議的論點,是由消費面來看地區人民的價值,也就是西方部分學者一方面提醒因為大量生產造成的環境問題,一方面希望類似中國這樣地區的人民,應該記取美國的大量消費造成的負面效應,節制自身的消費方式與水準。 從全球衛星遙測照片,理查再提醒大家在全球的環境變遷問題中,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佔世界第一位的現象;另從公共衛生角度,根據WHO統計,亞太地區在2003年有兩千五百萬人因為不正常的環境因素導致死亡;若從水資源的角度,理查認為理論上在中國應該不會有水問題,當然,這裡所指的理論上也許會有爭議,他另以印度在製造業與水資源的狀況,作為回應上述亞太地區在這股全球永續發展的環境壓力下所出現的荒謬現象。例如:在印度的可口可樂公司引起極大爭議,因為他們每生產一公升的可樂,就需要耗用五公升的水。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問題:若為了環境永續發展,印度人是不是就不應該喝可口可樂?或者說是可口可樂公司就不應該在印度設子公司?這樣的兩難衝突在永續發展議題中屢見不鮮。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供給與消費之間的選擇與供需問題,或是一種制度與慣習作用下的安排,導致可口可樂公司得以在印度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繼續存在;你也許也可以從社會面看這種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s Enterprise,簡稱MNE)在亞洲國家的戰略,是全球化浪潮之下,另一股不可阻擋的趨勢,或是MNE子公司所在地的政府應有其不同考量。例如,大多數地方政府面對多國籍公司的落腳,多是著眼於大公司可能帶來規模與聚集經濟效應,以及大量的勞工就業機會,甚至部份的公共設施水準的提升,相對之下,地方政府當然樂見這種投資進駐以間接減少政府支出與增加社會安定條件。但是,地方政府對企業的環境管制規範態度與標準,若過度偏向企業立場,又容易失去社會與環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至於如何拿捏當中的分際,理查並未直接提到答案。而我們可以推想這種多重角色之間的緊張狀態,應當有一個可以有力監督與提醒政府與企業之間關係的制衡力量,它會是非政府組織嗎?目前看來這種具有第三權的NGO仍是關鍵角色。因為,透過市民集體的自覺所展現的選擇,較有可能持續且有效地在企業利益與政府運作之間提供一種符合大多數市民的觀點與運作方式建議。 再回到會議當天現場的討論,一位印度來的朋友發言指出,理查從永續發展立場,對亞太地區人民的消費與生活方式之觀點有失偏頗,忽視了印度居民的消費的需求與慾望的真實性,同樣的論點,中國是否就不應該擁有買汽車、開汽車以及其他被西方世界視為對環境不永續的行為?現場沒有來自中國成員的發言,但是在中午休息期間的聊天話題當中,卻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多數來自中國的學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西方觀點。 那麼,問題在於若理查的說法是西方觀點,那麼什麼是東方或中國的觀點?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追問:什麼是台灣觀點呢?這樣的發問,一般被視為是面對全球化現象,全球與地方兩個不同尺度(scale)之間,常見的一種動態作用過程。當我們站在自身的立場決定什麼是我們所應該前進的正確路線時,你或許可以想像今天晚上面對街上兩間各自孕育累積數百年的東方與西方餐廳時,應該選擇哪一間餐廳的佳餚?有時這不會是絕對的兩難問題,這也不會是單純二者選一的抉擇,你或許可以綜合兩間餐廳,找出各自喜歡的菜色,挑一間新的複合餐廳,或是選擇改天再吃另一間,或是請廚師外燴,或自己開始練習下廚等各種策略。至於上述討論永續發展問題時,帶有應該或是不應該的規範性建議,在這樣的比喻之下,自然突顯出只是過於簡單的邏輯。若是讓你在這些前提下選擇,你要如何決定西方或是東方的觀點/餐廳呢?(2005-06-20) (原文刊載於環境資訊電子報,http://e-info.org.tw/column/northeurope/2005/no05062001.htm)

【丹麥專家訪談】卡倫堡產業共生看法

Hits: 7【丹麥專家訪談】卡倫堡產業共生看法 丹麥卡倫堡(Kalundborg)人口少,城內企業家們有許多非正式場合碰面機會,在互信基礎上溝通。雖然早期觀察整個產業共生體系,政府部門僅負責城市水、電與熱輸送等基盤設施,並未介入企業間的合作共生協調事務,但1998年後,丹麥政府提供基金,成立丹麥企業責任研究中心(The Copenhagen Center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在卡倫堡一向以非正式的社會網絡支持其產業共生技術、資源等訊息交換網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廣丹麥經濟學者提出之「多重利益相關者(Multi-Stakeholders)」模式經驗。 或許有部分學者批評全球過度談論卡倫堡案例已失去新意,認為卡倫堡只是特例,某程度甚至只是類似石化專區而已。但是,這種批評觀點背後卻也常常只是複製產業共生的「物質流(material flow)」與「能量流(energy flow)」模式,這些都有忽略不同國家地區的時代歷史背景因素之危險。鍾國輝先生稱之為忽略「非正式的資訊網絡」與「非物質取徑(non-material approach)」之潛在力量的危機,並要利用今年這兩個國際會議與國際社會溝通台灣經驗的啟示。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顧問鍾國輝在2005年6月10日下午先前往哥本哈根商學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CBS)作業管理系,訪問了Peter Neergard教授對於卡倫堡知名的產業共生看法。 剛走進CBS的感想只有一句話:的確是可以讓企業信服的現代作業環境。整棟CBS分為ABC三大棟,入口有著像是博物館等單位才有的資訊中心。餐廳、休息室、展示空間等機能的分配,明顯是受到現代管理對於空間多功能使用的彈性化。 其實這次專家訪談本來先設定訪問哥本哈根研究中心有關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問題,後來繼續討論到卡倫堡案例,該研究中心建議可以請教Neergard教授,促成了這次訪問。訪談中,鍾國輝歸納出台灣可以分享給丹麥的暫時性看法: 第一,是有關高科技產業園區的發展與轉向,尤其是在從矽谷、德州、墨西哥邊境、日本、南韓,乃至台灣,以及最近的中國這一連串產業移轉過程中,產業環境歷史面向顯示出來的經驗研究看法。當然,這部份的主要目的是找出由環境史的啟示中,發堀出當今全球對於中國的經濟投資、研究合作等熱潮背後,對於理解台灣角色的作用在中國熱的重要關係,不只是經濟面向,環境與地區發展的經驗,更是一味接受西方社會模式之際,更應該注意的焦點。 第二,直接與丹麥經驗有關,尤其是卡倫堡產業共生概念下,希望可以透過制度與資訊、知識流動狀態的理論分析與經驗研究,以「非物質取徑」的觀點,駁斥大量以物質流分析(MFA)或能量流分析(EFA)作為單一解釋產業共生的狹隘觀點。這樣的企圖,並非反對MFA或是EFA的重要性,而是全球忽視社會文化觀點的情況,失去一個平衡的整合對話機制。當然,資訊流或是知識流的分析,甚至由社會與文化觀點切入,在一個新興學科的初期參與社群原本即較少這方面領域的背景條件下,對於任何一種試圖邁向「強科學」的科學社群來說,原本即較容易被科學社群行動者的制度慣習所「鎖定」。…

Eco-industrial Strategies: Unleashing Synergy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從《生態化產業策略(Eco-Industrial Strategy)》再看EIP先驅者艾德

Hits: 0從《生態化產業策略(Eco-Industrial Strategy)》再看艾德 鍾國輝 EID Network 2004/07/01 你可以將這本書當作是艾德(Edward Cohen-Rosenthal)走了之後兩年,康乃爾大學的研究助理茱蒂(Judy)將艾德歷年奉獻勞工、社區與環境活動的文章匯集成書的紀念文集,也可以當作是一本截至目前為止,想要理解生態化產業發展(eco-industrial development;EID)的核心論述與視野的重要文選。 艾德的專業背景與關心的重點,與當前所有檯面上研究與執行生態工業園區的主流專家學者截然不同(當然,他在世時也算是一方主流)。大學時主修哲學的背景,在長期與美國和國際勞工組織致力勞工參與工作,他有著滿腦的創新點子,都是為了替勞工的社會參與與環境管理提出新策略方向。回到哈佛取得教育碩士後,生態化產業發展(EID)的方向僅是他在人生最後階段所努力推廣的總合道路。 諷刺的是,當我收到艾德的助理,同時也是EID專案經理瑪莉(Mary)在2002年傳來艾德的噩耗之際,我也同時讀到康乃爾大學校園內的刊物出現揶揄的語氣,部份康乃爾人認為一位講究勞工與環境提案的國家計畫主持人,竟然在壯年期就因為自身的健康不佳而提前結束生命。想到與艾德唯一也是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也就是在丹麥卡倫堡召開的圓桌會議期間,他提到與康乃爾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有點尷尬,只是因為美國政府將生態化產業發展計畫置於康乃爾大學的環境中心之內,但是,艾德既不在康乃爾教書,也不參與校務,只是一個國家級計畫的主任。將這些與他在推動勞工社區參與和環境策略計畫時,採取草根與社區參與的取向,這點特質在全球面對企業與環境研究與行動時,不分產官學的領域都較傾向以技術與系統論為主軸的狀況下,艾德選擇的知識與行動路線尤其顯得珍貴。如同艾德的事業夥伴辛西雅(Cynthia Burton)在2002年一月二十號的喪禮上展讀來自全球各方客戶讚許艾德那淵博的知識與似乎永無止境的溝通熱情能量,這也看出他不拘泥於學術象牙塔的艱澀名詞套弄並以菁英自居,不斷嘗試在業界實踐抽象的理論觀點,不斷與各方展現溝通的誠意,這也似乎註定他必須更加奮力地走出美國與全球對生態化產業發展領域過度忽視勞工、社區與社會議題的行動策略界線。 此書集結當前關心產業生態學與生態化產業發展問題的研究與行動前沿專家學者的論文。若用硬科學的觀點批評,先不論此書的優點,讓我們先由缺點來看,此書的理論缺陷,正是反映出當前產業生態學在空間層次上落實的辯論弱點:從知識論的形成過程來看,除了向自然學習的說法之外,文中提到的「自律行為(self-organizing)」觀點勉強碰觸到產業生態學借用生物學科的術語討論,他對於借用此概念後,直接應用於企業與環境的關係,少了「人」的角色,這很接近思考生態學中的環境倫理光譜位置時,人的位置被抽離出系統,這種看待自然與企業環境的主客對立二元論的批評,有點出了「人」的位置省思的企圖,但可惜的是未有更深入的討論。 作為「策略」的提案,總令人有為私人企業與資本家服務的誤解,如同產業生態學高度受到永續發展思潮的衝擊影響,類似「三基線(Triple Bottom Lines)」的說法,在我看來仍只是口號大於策略規劃,更不要說有行動計畫。 (to be continue….)